2013年4月28日，“兩高”制定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3年4月28日，“兩高”制定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編者按 2013年全國兩會后，高檢院承辦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代表建議共計57件、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期間提案29件，已經全部按時辦理完畢。2014年全國兩會前夕，本刊推出系列報道，披露高檢院辦理代表委員建議工作詳情，敬請關注。

　　◎在如何設立生產、銷售假藥罪入罪標準的問題上，高檢院充分考慮代表建議，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反復研究論證，并多次與代表交換意見，力求做到尊重代表意見，回應百姓關切，做好危害藥品安全司法解釋的制定工作。

　　◎“去年全國法院受理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較2012年同期增長了九成多，說明司法解釋發揮作用了。”閻建國代表對新出臺的司法解釋表示肯定，他說，這次不僅規定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度，明確了相關罪名的司法認定標準，還統一了新型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意見，為依法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編織了嚴密的刑事法網。

　　保障食品、藥品安全，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等民生問題一直是全國兩會的焦點，2013年也不例外。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曾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從嚴打擊這些犯罪提出了具體建議。高檢院對這些意見非常重視，專門進行認真研究，采納吸收其中合理要求和內容，及時制定完善相關司法解釋，為加大對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等犯罪的打擊力度發揮了積極作用。

　　轉化代表建議，為依法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編織嚴密的法網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143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了修改完善，增設了食品監管瀆職罪。然而，時隔一年，首例適用該罪名的案件才見諸報端。人大代表敏銳地發現問題，建議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予以細化。 

　　江蘇省肢殘人協會副主席閻建國代表在調研中發現，食品、藥品安全標準不統一，檢測檢驗技術落后，監管部分權限劃分不清，管理混亂，造成對相關犯罪打擊懲治不力等后果。2013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提出《關于加大打擊生產、制售假食(藥)品力度盡快出臺司法解釋保障人民身體健康的建議》，建議最高法和高檢院加快出臺司法解釋。 

　　高檢院對上述建議十分重視，把辦理代表建議工作與研究部署檢察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在研究起草司法解釋時注重吸收采納人大代表建議中的合理化內容，回應人大代表關注的問題。“兩高”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2013年4月28日制定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相關負責人接受采訪時表示，“兩高”《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有效解決了司法實踐中辦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具有很強的操作性，為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創造了有利條件。 

　　記者近日獲悉，2013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366件，審結2082件，生效判決人數2647人，超過2012年全年受理1235件、審結1105件、生效判決1512人的歷史最高記錄。 

　　“去年全國法院受理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較2012年同期增長了九成多，說明司法解釋發揮作用了。”閻建國對新出臺的司法解釋表示肯定，他說，這次不僅規定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度，明確了相關罪名的司法認定標準，還統一了新型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意見，為依法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編織了嚴密的刑事法網。

回應代表關切，明確傳銷組織層級和人數的認定標準

　　針對立案追訴標準公檢法三家認識不統一，再加上傳銷犯罪出現新的形式，造成打擊效果不明顯的問題，2013年全國兩會上，廣西花紅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韋飛燕代表提交了《關于解決打擊傳銷違法犯罪適用法律有關問題的建議》。 

　　2010年5月高檢院和公安部下發《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其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案追訴”。“立案追訴標準出臺后，之前比較典型的三個層級、30人的體系的傳銷犯罪形式迅速減少，犯罪分子為逃避刑事打擊，采取新的網絡傳銷犯罪的形式，他們化整為零、采用高起點、少人頭的傳銷手法，鉆法律空子。”韋飛燕說，這種傳銷手段目前在廣西地區占主流，約占各類傳銷活動的76%以上。 

　　為統一認識、避免歧義，高檢院積極回應代表建議。2013年11月20日，最高法、高檢院和公安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包括組織者、領導者本人)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包括組織者、領導者本級)在三級以上的，即應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不能將立案追訴標準理解為是對組織者、領導者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傳銷活動人員人數和層級的要求。

　　尊重代表意見，結合司法實踐，反復論證研究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高檢院會同最高法、公安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共同研究起草的《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稿)》，正在抓緊制定工作。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九三學社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馬大龍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 嚴厲打擊制售假藥的提案》。 

　　盡管最高法2012年8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生產、銷售假藥、劣藥案的受案數比2011年全年受案數高出69.88%，達到688件。但是，馬大龍委員在調研中發現，在具體執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比如，生產、銷售假藥罪入罪標準就缺乏司法解釋，造成實際執法辦案中難以把握統一標準。還有，生產、銷售假藥成本低廉，利潤高于販毒，風險低于盜竊。而自由刑及財產刑罰起點往往過低，與犯罪分子的獲利及社會危害程度不相符，不足以起到懲戒和預防犯罪的作用。”馬大龍說，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對刑法修正案(八)的司法解釋。建議最高法和高檢院盡快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對入罪標準進一步給予界定。 

　　“入罪標準”一直是各方爭議的焦點。韋飛燕從2009年開始，幾乎每年全國兩會上都呼吁司法機關要嚴厲打擊制售假藥的犯罪行為。她認為，之所以假藥銷售猖獗，就是在立法上處罰過輕，建議取消入罪門檻。 

　　高檢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刑法修正案(八)取消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入罪門檻后，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中，存在部門間理解不一、移送數量少、成案率較低等問題，必須盡快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在如何設立生產、銷售假藥罪入罪標準的問題上，高檢院充分考慮代表建議，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反復研究論證，并多次與代表交換意見，力求做到尊重代表意見，回應百姓關切，做好危害藥品安全司法解釋的制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