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芳賄賂門終于有了個階段性的結果:雅芳近日發出公告，4名高管停職，其中含中國區總裁高壽康和副總裁孫長青。公告稱，基于該項內部調查，4名員工被要求在結果出來前行政休職，這在很多類似的調查過程中是一貫做法。但很顯然，這四人將為其賄賂政府官員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不過，個人事小，市場事大。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的賄賂，讓市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并且這種代價何時結束，誰將為這種代價買單，現在仍是未知數。

這個代價并不是雅芳拿到了第一張直銷牌照，而是直銷立法采用了雅芳模式，而讓中國直銷市場一直遭遇畸形的發展路徑。

早在直銷立法初期，就出現了雅芳模式和安利模式之爭。前者代表單層次，后者代表占國際直銷主流95%以上的多層次。隨著立法的風聲越來越偏向雅芳模式，市場一直質疑雅芳在其中施加了重大影響，并借此來打擊競爭對手。而直銷立法也在一片質疑聲中，最終采用的是雅芳的單層次模式。

而直銷立法過程中，被視為直銷立法啟動的第一次廈門會議，即由商務部牽頭發起，時任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鄧湛則一直走在直銷立法的臺前，并被視為關鍵性人物。此外，商務部條法司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條法司的職責是法規的制定和法律適用標準的釋明)，其時被冠以“經濟漢奸”的郭京毅一直任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鄧湛窩案”事發后，人們才發現部分跨國公司通過向掌握法規制定大權的人士行賄，從法律保障上獲得競爭的便利，甚至不惜犧牲市場原本的訴求。

盡管還未有消息證實雅芳賄賂門是否直接影響了直銷立法，但雅芳模式在法律上被采用，卻給市場帶來了加大的雙重傷害。

由于多層次直銷是市場發展不可逆轉的方式，而在執法過程中鑒于對這種方式的不可逆轉，導致了執法無從嚴格按照直銷法規來整肅市場。獲得直銷牌照的直銷企業通過變通方式，事實上采用了多層次直銷模式。而一些沒有獲得直銷牌照的企業同樣通過變通方式，同樣采取了多層次直銷模式。由于市場真實的需求，執法難以嚴格按照法規來執行，法不責眾，致使獲牌企業與非獲牌企業之間的差別難以凸現，甚至出現直銷牌照“空心化”的局面。

但直銷法規又如懸在頭頂的利劍，在一定程度上又成為地方管理部門牟利的工具。由于直銷法規與市場實際需求的背離，導致法規難以執行，但畢竟有法律文本存在，這就使得一些地方管理部門在監管企業的時候獲得了非常大的自由度。不管獲牌企業還是非獲牌企業都經常遭遇這種尷尬:“說你是直銷你便是直銷，即使是傳銷(事實上的多層次直銷)也是直銷；說你是傳銷你便是傳銷，即使是直銷(事實上的多層次直銷)也是傳銷。”尷尬的后果，則是需要企業付出高昂的公關成本。

見多了跨國公司在華的賄賂門，市場已無意去關心雅芳高管的結果，也無意去關心雅芳賄賂門與郭京毅們的關系，市場所關心的是，如果是雅芳通過賄賂對立法施加了影響而確立了雅芳模式，導致了直銷市場畸形的發展，該由誰為市場的痛苦買單？我們又該怎樣修正因被施加影響下的畸形的立法與市場需求的真實關系？

更重要的是，不僅僅是直銷立法，還有郭京毅們在位時因收受賄賂所致的其他的畸形立法。我們有能力將賄賂各方繩之以法，但我們有勇氣去糾正因被施加影響的法律條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