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群體也發生較大變化，由農村、打工青年，發展成大學畢業生為主。“靜海靠近天津市區，東臨濱海新區，通過網絡招聘等方式，容易引誘著急找工作又不了解情況的大學生。當地城中村多，便于傳銷隱匿和控制新人。”有反傳銷人士說，解救的上百名受騙者中，80% 是大學生。

　　傳銷的主要手段無非就是洗腦，但受騙者八成是大學生，就不得不讓我們感到震驚了，為何傳銷能成功欺騙如此多的大學生？筆者認為，有三個原因。

　　之一，我們的大學教育沒有教會大學生如何正確找工作。我們的許多大學的就業教育只是停留在“嘴巴運動”，缺少具體的實踐指導，讓剛畢業的大學生畢業之后，不知如何正確就業。于是，饑不擇食，很容易陷入傳銷的誘騙之中。大學，應該讓學生學會就業。期盼，我們的大學就業教給學生實實在在的就業方法。

　　之二，我們的陽光就業之路不寬敞，正規就業平臺不正規。現在，我們大學生的就業之路，無非兩條，一是考公務員，考事業編；二是進企業。當然，還有創業，不過，這是少數。但是，對于廣大普通高校的大學生來說，這些渠道似乎都不通暢。考公務員考事業編，苛刻的專業限制，把許多有志向的大學生排除在門外；進企業，大規模企業簽訂合同，交五險一金。但是這樣的企業在三四線城市很少，許多企業就是天工，甚至各種勞動者權益難以保障。狹窄、苛刻的就業之路，讓傳銷的“誘惑”有了可乘之機，他們的誘惑手段非常符合大學生渴求的各種“合法權益”保障。其實，我們的大學生就業要求不苛刻，只要能夠繳納五險一金，能夠保障勞動法規定的合法權益，能夠拿到地方平均工資就夠了。但這些，許多企業做不到，勞動監管部門也是睜一眼閉一眼。

　　可想而知，如果我們的陽光就業渠道寬敞了，考編不再進行嚴格專業限制了，各類企業都能保證大學生的“合法權益”了，就業大門陽光敞開，讓有真本事的人能夠順利就業，那么，傳銷招聘的誘惑力自然就無力了。不客氣地說，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的大學生被傳銷誘騙，根本原因是我們正規的就業渠道不寬敞，不正規造成的。

　　之三，我們對傳銷的打擊力度不夠嚴厲。傳銷危害，有目共睹。但是，對于傳銷的打擊力度，我們不敢恭維。比如，靜海這次嚴打，可謂效果顯著，讓人欣喜。但是，如果沒有“李文星之死”的導火索，能夠如此嚴厲嗎？我們的嚴打不能總是發生在“死亡事件”之后，我們的嚴打必須常抓不懈，必須“小題大做”。據悉，2004年，媒體報道“靜海開始滋生非法傳銷”，高峰時從事者達1500余人。如今，靜海被稱為北派傳銷的重地，非法拘禁、暴力行為等屢見報端。如此“事態嚴重”，為何現在才開始嚴打？如果從2004年就開始嚴打，大概也不會有“李文星之死”了。當然，這不是靜海個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筆者只是期盼，對傳銷的嚴打必須從萌芽開始，不能讓他們在就業市場馳騁，不能養虎為患。

　　傳銷受騙者八成大學生是讓人悲哀的，這是大學教育的悲哀，這是我們大學生就業渠道和權益保障的悲哀。偶爾一個大學生被傳銷誘騙，是個例。眾多被騙者是大學生，就是一個悲劇。

　　眾多大學生成傳銷受騙者警醒我們，這不僅是傳銷猛如虎的問題，更是大學生就業渠道不寬敞、不規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