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法條例》的特殊性體現于幾個鮮明的特征：覆蓋面特別廣，涉及多數行政部門和司法機關、所有2C的商品和服務行業、近14億消費者，千頭萬緒匯于一法；調整對象發展特別快，2015年條例立項時共享單車剛剛起步，如今已是消費者投訴榜首；參與門檻很低，誰都有資格發言，誰都有訴求表達，社會公眾參與度極高，第一次網上公開征求意見就收到1665條。立法的前進道路似無窮盡，在規范與現實之間不斷往返、一波三折和崎嶇前行。4年來歷經幾十輪座談，永遠有新問題需要討論，永遠有老話題沒有定論，最終可能永遠無法讓所有人滿意。消法施行25年尚沒有出臺實施條例，難度之大可見一斑。這種難度又超出了法學理論范疇，更多體現于事實差異、理念沖突與價值取向。法律最終呈現各方博弈妥協之貌，天時地利人和之果。“立法者”本非獨立具象之個體，“立法本意”亦是紛繁復雜，疊床架屋，欲究真意，若水月鏡花。當然，這也是立法的共性。越是亂花漸欲迷人眼，越需要回歸現實、理念和價值。

 

　　一、立足兩個現實

　　消法是民法體系的特殊法，也是經濟法和社會法，歸根到底又是一門實踐法。要使其站得住腳、落得了地，要有人愿意用、能夠用，首要命題就是立足現實、回應現實。空中樓閣再美麗也沒有生命力。《消法條例》需要立足和回應的現實問題十分復雜，本文無法就具體條款展開，從大框架看，有兩大事實無法回避。

　　（一）行政保護仍將長期發揮消費者權益保護的主力軍作用

　　當前，倡導和構建社會共治在公共治理領域蔚然成風，相關表述幾乎成為政策文件和學術著作的“規定動作”。無疑，社會共治代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下公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趨勢；消費者權益保護總體思路也是構建政府監管、企業自律、社會監督、消費者參與、司法救濟、信用約束為一體的多元共治格局。中央正在推行的消費領域信用體系、消費后評價制度、消費投訴公示、消費糾紛多元化解、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等工作正是基于這一理念。政府大包大攬、單打獨斗的模式久已捉襟見肘，必然要逐步扭轉。

　　然而，我們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萬能保姆變成甩手掌柜。更要清楚看到，遇到消費糾紛找政府依然是人民群眾普遍的樸素認知。一方面這說明企業主體責任不夠落實、社會監督不夠有力、司法救濟不夠便捷，行政保護成為最多人的選擇頗屬無奈，因而無論是消法還是實施條例，最主要的執行者是政府部門。另一方面這并不全是壞事，恰恰相反，行政保護正是我國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一大亮點和優勢，12315成為家喻戶曉的政府服務品牌，政府熱線模式在國際上還得到不少國家的認可和參考。事實上，“小政府大社會”的西方國家反在不斷強化行政保護，如德國2014年組建司法和消費者保護部，歐盟組建競爭和消費者總司，聯合國2016年成立“消費者保護法和政策”政府間專家組。這種趨勢表明，即使在社會共治體系相對健全的發達國家，行政保護依然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

　　指出這一事實，并不是為了論證《消法條例》應當如何擴充政府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職責（當前急需解決的恰是監管部門被無限追責，應當如何盡職免責的問題），而是為了說明《消法條例》要特別關注可操作性，立法“宜細不宜粗”。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對法律規范有不同偏好，執法部門傾向于條款細致直白，“拿來就能用”；司法機關傾向于條款抽象彈性，以便“自由裁量”。立法宜粗、宜細這兩種偏好并無絕對的高下優劣，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部法律主要是用于行政執法還是司法裁判、用于政府監管還是私力救濟。所以和民法的簡潔相比，消法領域的條款注定更為繁瑣。如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標桿，2018年實施的《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設99條數百款，其中第83條“行政處罰的一般條件”下設9款，第2款“行政處罰具體裁量依據”又下設11項，這一條就長達875個英文單詞。如此教科書、說明書般的立法，并不意味著執法部門的法律適用能力低于司法機關，只是由于執法和司法分工不同。執法的第一目標是效率，著眼整體市場秩序和最大多數人利益，就要用更低的成本遏制更多的違法行為；司法的第一目標是公正，要在每一起個案中實現公平正義，就不宜被過細的條款扼殺解釋空間。《消法條例》正是要讓執法部門好用、管用，作為成文法和單一制國家，還需要增強監管的可預期性，減少制度套利空間。另外，不可不察的是，消法已經失之原則籠統，實際落地遠不達預期。即便司法機關也普遍認為援引消法存在障礙，消費糾紛甚至不是單獨的民事案件案由，或歸于合同糾紛，或歸于侵權糾紛。全國人大常委會明確指出制定《消法條例》的初衷就是細化完善消法，“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在宜細不宜粗這一點，立法、執法、司法三方認識體現出了難能可貴的高度一致。

　　仍以個人信息保護為例，消法規定“經營者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消費者同意”。其中“明示”和“同意”義務通過格式合同不難實現，動輒幾十頁的APP用戶協議甚至難以全面瀏覽，制約經營者的只有“合法、正當、必要”這六字原則。“合法”是循環論證，最后落腳于“正當、必要”。何為正當、必要？理財類APP讀取短信內容以快速獲取短信驗證碼，新聞類APP監測行蹤軌跡以精準推送附近新聞，購物類APP獲取其他軟件安裝信息以價格比較和促銷，搜索類APP默認開啟錄音功能以AI語音識別，哪些情形是正當、必要？《消法條例》有必要正反結合、明確底線，經營者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

　　（二）行政保護仍將長期維持綜合監管和行業監管相結合的格局

　　行政保護仍將長期發揮消費者權益保護的主力軍作用，這是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取向，既不是呼吁為政府擴權，也不意味著加強行政調解。消法規定發生消費者權益爭議的可以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立法精神無疑導向爭議解決，然而畢竟筆墨不夠、文義含糊，導致多數行政部門不從事行政調解，對投訴僅調查處理違法線索。同時，大多數消費糾紛背后或多或少都有違法失信行為，確也只有強化監管執法，才能標本兼治、盡量鏟除消費糾紛土壤，避免陷入個案調解疲于奔命、消費者訴求卻越來越多的困境。因此，監管執法才是行政保護的主要手段，這既是當前事實判斷，也是未來價值取向。

　　而我國政府監管的基本格局是綜合監管和行業監管相結合，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由市場監管總局牽頭，教育、工信、住建、交通、文旅、衛健、人民銀行、廣電等21個部門參與。脫胎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市場監管，從帶有濃厚科層制色彩的行業管理逐步走向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工商、質監、反壟斷、知識產權等綜合監管部門應改革開放而生，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而逐步建立健全。2018年組建市場監管總局是進一步加強市場綜合監管和綜合執法的信號。盡管如此，“行業主管”的說法已約定俗成，綜合監管和行業主管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的格局，是我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必然產物，還將長期維持。當然，這也帶來了立法需要直面的兩種弊端。

　　一是消費者保護立法陷于各部門的目標沖突。行業主管部門同時肩負發展行業、規范行業兩大職責，“發展中規范、規范中發展”是理想政策目標，互為張力才是實際政策博弈。保護消費者權益僅是立法宗旨的一個枝節，難以抗衡政績、利潤雙驅動的行業利益。當前消費者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大多集中于服務領域，如共享單車、汽車銷售、金融、公用事業、教育培訓、裝修、維修、物業、快遞、美容美發、房地產中介等，都有主管部門和一系列法律、法規、規章，然而實際效果距離消費者期待還有一定差距。西方國家從上世紀起熱議已久的利益集團俘獲立法問題，國內也一定程度存在。二是消費者保護法律體系過于碎片化，不適應市場業態融合發展趨勢和個體維權需要。電子商務、共享經濟、預付式消費等跨行業消費模式，侵害個人信息、惡意欺詐、霸王條款等跨行業侵權現象，和分割的監管體系之間的矛盾構成了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最大瓶頸。普通消費者維權，需要在卷帙浩繁的法律規范之中盲龜浮木，在各部門之間奔走，屢見矛盾、模糊、空白、推諉的情形，顯著增加了私力救濟的門檻。

　　這兩種弊端，對制定一部具有調整范圍統攝性、權利義務基礎性、法律適用優先性的消法提出了強烈需求。消法意義不亞于經濟法領域的民法典，絕不是市場監管的部門法，而要統領政府的整體行政保護，超脫內在張力的部門目標、跳出自成一體的行業視角，真正站在最廣大消費者的立場看待問題、解決問題。這是消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根本宗旨之一。因此，《消法條例》完全可以，也完全應當堅持問題導向，對消費者反映強烈的具體行業作出規制，確保消法規定的消費者權利和經營者義務能夠在各行各業得以廣泛、充分落地。況且消法本身也采取了一般規定和特別規定相結合的立法模式，如對耐用商品及裝飾裝修服務規定舉證責任倒置，對遠程購物規定七日無理由退貨，對金融服務規定信息披露義務等。《聯合國保護消費者準則》同樣對糧食、飲水、藥品、公用事業、電子商務、金融等專章規定。沒有理由認為，旨在細化消法的《消法條例》卻不能采取同樣模式。

　　從立法技術看，《消法條例》確有必要采取同樣的模式。消法對消費者權利和經營者義務的一般規定通常比較抽象原則，在不同行業領域有不同表現形式，也就有經營者制度套利的空間。以預付卡為例，僅有消費者知情權的一般規定，是否足以讓經營者在書面合同或者卡面條款載明必要信息（經營者名稱、住所、聯系方式，商品服務名稱、價格、期限或次數，預付款繳存方式、金額、優惠，兌付風險、售后服務等）？僅有格式條款無效情形的一般規定，是否足以明確預付卡“概不退卡、余額不退、退卡扣除優惠、續費門檻、單方變更服務地點或價格”等屬于霸王條款？實踐中居高不下的預付卡投訴顯然給出了否定的結論。預付卡風險不是大陸特色，各地都相似，日本、中國臺灣的立法就明確列舉了預付卡書面合同必須載明的特定信息和不得載明的霸王條款，具體到執法部門可以直接援引、消費者可以直觀監督、經營者無可詭辯的程度，真正捍衛消費者權利。

 

　　二、厘清兩個誤區

　　在《消法條例》千絲萬縷的背后，左右全局的實際上就是消費者和經營者之間的這一對權利義務關系，其中消費者權利主要又通過經營者義務來體現和保障。用不完全準確的話表述，立法者時刻關注的就是給經營者寫什么義務，寫到什么程度。因此圍繞《消法條例》經營者義務的多少和輕重，需要厘清兩方面理念誤區。

　　（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否意味著政府監管越少越好？

　　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是我國政府工作總體原則之一，是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轉軌的基本方向，放管服改革更把簡政放權放在首位。更加充分的競爭帶來更加豐富的供給、更加優質的商品服務，這是實踐法則和國際經驗，已經深入人心。然而實務界和學界存在一種誤區，即把放權和監管相互對立，視為此消彼長的關系；把事前審批和事中事后監管相混淆，一并納入政府放權的范疇；把經濟性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混為一談，籠統冠以“放松規制”的表述。體現在立法中，便是主張對經營者義務的規定能少則少，交給市場自由調節。

　　事實上，無論考察西方規制理論還是我國公共治理實踐，都會看到政府監管有廣義狹義之分，更有結構性質之分，不能一概說監管要加強抑或監管要放松。更準確的表述是：放管結合，事前審批要精簡，事中事后監管要加強；經濟性監管要放松，社會性監管要加強。市場監管的實質是政府為糾正市場失靈，對市場主體經濟活動及伴隨社會后果采取的微觀干預和控制；自我調節的市場會觸發政府干預的反向運動，形成自由市場與社會保護之間的“雙向運動”。任何體制的市場經濟都有政府干預，一類是經濟性監管，為保障公平競爭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對價格、數量、企業準入退出、投資等進行規制；一類是社會性監管，為保障公眾健康、安全、環境等，對食品藥品安全、產品質量、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進行跨行業規制[]。近年來，發達國家最顯著的發展趨勢是簡化經濟性監管、強化社會性監管，其主線脈絡是政府監管的結構性變化而非總量增減。我國放管服改革的第二句是“放管結合”，政府監管作為一種公共供給產品，也面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該放松的要放松，該加強的要加強。

　　政府不是萬能的，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實踐中，公用事業、金融、能源、電信、民航、鐵路等壟斷或寡頭競爭行業，固然有不少老大難問題，但是競爭更為充分（過度）的網購、共享單車、外賣訂餐、在線旅游、美容美發、健身洗車等領域一樣有市場失靈，而且是消費者訴求更集中、負外部性更突出、區域性系統性風險有所放大的社會性監管領域。培訓機構退課不退費、家電維修小病大修、門票預訂捆綁銷售、物業收取裝修押金、攝影沖印扣留底片等，充分競爭行業一樣容易形成經營者“共謀”的行業潛規則。《消法條例》正需要在這些領域加強事中事后和社會性監管，通過清晰的經營者義務來指引企業合規、政府監管和消費者維權，有針對性地破局。

　　（二）傾斜保護消費者權益是否意味著經營者義務越高越好？

　　另一種誤區是片面強調消費者權益，管中窺豹只見一斑。這種主張同樣有市場， “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現象頗為常見。立法者有長官意志危險，且由于立法和執法、司法之間的時間差與距離感，導致立法過程難以建立反饋機制，錯誤發現晚、糾正難、影響大。盡管有科學的立法程序，反復論證研究，但是屁股決定腦袋和拍腦袋問題在學界也屢見不鮮。《消法條例》常被施加力所不逮的任務和一廂情愿的期待。我國消費環境根本上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立法固然要有前瞻性，但不能超越現實，成海市蜃樓；消費者要傾斜保護，但也要有限度，否則消法大廈搖搖欲墜。

　　首先，過高的經營者義務將導致有法不依或者違法難究，形成規范和實踐兩張皮，對建立法治信仰反而是一種損害。例如有針對網約車的地方性法規，不僅對車輛營運資格、司機戶籍提出要求，還對車輛尺寸、排放等級作出限制，這就讓大量正在行駛的網約車普遍處于違法狀態。其結果或者一刀切嚴格執法，把網約車重新推向黑車市場；或者選擇性執法，讓行政處罰成為變相的指標。

　　其次，過高的經營者義務一定會使部分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種轉嫁既可能體現為價格上漲，也可能體現為偷工減料、服務縮水，還可能體現為維權成本上升。例如網絡購物七日無理由退貨制度，若不對退貨范圍做例外規定，不確保消費者退回商品完好，那么經營者不堪重負下，只會被迫將退回瑕疵商品直接按照新貨再次出售，催生新的欺詐行為。又如懲罰性賠償制度，若不區分故意欺詐和輕微過失，不區分形式瑕疵和實質誤導，不考慮欺詐范圍和程度，不考慮商品和服務類型，一概按照消費者支付價款的三倍剛性懲罰，反而容易加劇雙方對立和過度維權，增加普通消費者的維權成本。

　　最后，過高的經營者成本還會加劇當前的寡頭化趨勢。無論傳統行業還是新業態，在互聯網時代都愈發呈現出馬太效應和頭部優勢。超級平臺的不斷擴張和市場份額的不斷集中，客觀上進一步削弱了消費者議價能力，大數據和流量成為新型壟斷工具。共享經濟、短視頻、外賣訂餐、在線旅游、跨境電商、新零售等領域都正在充分（過度）競爭后形成壟斷或者寡頭格局。此時經營者義務越重，合規成本越高，反而越對頭部玩家有利，而越對中小企業和新玩家不利。立法論證時，參會的少數大企業往往代表了行業，法律條款容易不知不覺為頭部玩家量身定做，鞏固優勢地位，正如“通過在卡特爾并不存在的地方創造卡特爾，規制促進了產業利潤而非社會福利”。

 

　　三、尋求兩個平衡

　　價值平衡代表了立法的方向和路徑。消法既關乎百姓身邊個案，也關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立法者不宜陷入法條迷思，把重心放在搭建精美框架和遣詞造句上，而忽視了更加重要的方向和路徑。在錯綜復雜的平衡關系中，尤需關注效率與公正、穩與進的關系。

　　（一）效率與公正的平衡

　　《消法條例》直接調整消費者和經營者的關系，在消費已成為我國經濟第一動力背景下，同時肩負宏觀調控和微觀干預的使命，寥寥數字的法律條款有可能直接改變資源配置的面貌。發展是第一要義，蛋糕做大才能普惠群眾，效率本身就是一種公正；發展又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效率最大化的邊界就在于每個人的公正。《消法條例》的制度設計，既要考慮應用到具體消費爭議的公正性，也要考慮對近14億消費者總體利益的增益性。小處著手，大處著眼。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放心消費、便利消費”，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這一對平衡關系，促進消費不能突破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底線，放心消費是基礎；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不能上升到嚴重阻礙交易的程度，導致消費不便利。例如電子商務經營者的信息披露義務，從保護消費者知情權的角度，要求在首頁顯著位置持續公示營業執照、行政許可等信息是必要的，還可以繼續探索公布行政處罰、抽檢、消費警示等信用信息。但是同樣要考慮到消費者瀏覽網頁的用戶體驗和網購的便捷性，特別是在APP成為網購主要渠道之后，如何利用稀缺的網頁資源顯得更為重要。因此，《電子商務法》規定披露上述信息可以用鏈接標識來替代。而在主打沉浸式、互動式體驗的直播短視頻“帶貨”中，電子商務經營者的信息披露義務又該以什么形式呈現？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商品服務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如此。安全無疑是紅線，是政府監管的首要目標，但是安全也是有成本的。現代社會作為風險社會，絕對的安全從不存在，安全就是風險和成本之間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即使關系公眾生命安全的藥品審批，美國FDA也需要在監管政策中兼容公眾健康與商業利益，在工作實踐中兼顧科技進步和政策創新，零風險意味著零供給。因此，《消法條例》一方面細化消法規定，把消費者安全權從“商品和服務”拓展到“場所和設施”（消費場所、服務設施、店堂裝飾、商品陳列、網絡交易環境等）；另一方面，不對安全保障的技術條件、管理制度、警示標識、防護措施等做具體規定，由經營者根據實際自主設置，最終達到安全保障效果即可。

　　不僅經濟效率要考量，《消法條例》的執法效率也很重要。理想狀態下美好的法條，實際落地未必如此。例如職業索賠，一些觀點動輒強調補充監管漏洞、凈化市場環境，也不乏自圓其說的論證，然而實證分析卻如吉光片羽、難得一覓。每年有多少職業索賠？針對什么企業、什么區域？共消耗多少公共資源，打了多少假？這些公共資源的機會成本是多少？真正嚴重的違法行為，監管力量增加還是減少？真正需要保護的普通消費者，維權更快還是更慢？法律是社會科學，結論需要數據和案例支撐（雖然用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觀察職業索賠的個案，也不難發現利弊）。公共資源應當主動科學高效分配而非被動低效應對，行政執法必須有輕重緩急的優先排序。

　　（二）穩與進的平衡

　　穩中求進是總覽全局工作的總基調，包括立法。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需要與時俱進的法律規范，而法治權威則需要相對穩定的預期，怎樣平衡兩者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改革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堅持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說的就是這層關系，既不能墨守成規，被教條主義和機械主義捆住手腳，也不能自行其是，把法律置之高閣，要在守法前提下持續立法修法，追求良法之治和科學解釋。

　　立法不能一味求穩，沒有進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穩。如果《消法條例》滿足于把現行部門規章和行業慣例上升為法規，對上位法做無關痛癢的點綴修補，或者把有爭議的問題簡單擱置，對已經形成一定共識的熱點問題避而不談，那么立法將從根本上欠缺必要性。這樣的立法固然可以四平八穩、萬無一失，但同時對經營者缺乏指引作用，對消費者缺乏維權價值，對政府缺乏監管支撐，也就無從站穩腳跟。當然也不能急于冒進，把未經充分論證和實踐檢驗的做法固定為法律，實施后又出現反復，影響法律的可預期性。例如部分地區和企業正在自發探索的線下無理由退貨做法值得鼓勵推廣，但如果貿然上升為強制性法律義務，在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都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濫用，破壞交易穩定性。（不排除可以在會銷、保健食品用品、預付卡等信息高度不對稱領域探索。）

　　穩與進之間的沖突和張力，在市場最前沿的新業態監管中得到最淋漓盡致的展現。“包容審慎監管”原則正是強調了穩和進的融合，對于未知大于已知的新事物，看不準的就不能輕易下結論、一管就死，這是大家熟悉的觀點；容易被忽視的是，對于新業態或者打著新業態招牌危害群眾人身財產安全、誘發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一旦看準了就不能不管，包容和審慎不能偏廢。新業態領域的立法必然爭議更多，難度更大，甚至面臨更大阻力，想要十全十美、歷久彌新是不現實的。畢竟立法在時間和邏輯上必然滯后于市場發展，“一出臺就過時”也不無可能。但這不是立法無用論，規范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催生立法，舊的矛盾緩解后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催生新的立法，這就是立法以及一切制度的本來面目。法律當然不是萬能的，解決不了共享單車所有問題，能夠解決押金專款專用、即還即退這一個問題，也是巨大進步；避免不了千人千面的大數據殺熟，能夠保障消費者對個人信息查詢、修改、刪除的權利，也能大為改觀。縱然條款寫不全、寫不透，只要樹起了靶子，就能在應用中得到持續反饋和不斷完善。消法體系本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穩是基礎，而進是我們永遠的目標。

　　總之，在消法實施25年之際“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消法條例》，承載了消法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中樞使命，承載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放心消費的向往，也是今天立法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的一個絕佳案例。期待《消法條例》早日揭開面紗。

 

　　（市場監管總局網監司消費環境建設處 李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