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直銷，潮起潮落15年

一、引  子

　　又一個“五一”，節日期間，總有一種沖動要寫寫直銷這些年來在中國的潮起潮落。可是提及述史，就想到了我們國家的改革史。進而，又想到了我們國家的建國史。

　　打從毛澤東主席率了大隊人馬從西柏坡拔營向北京進發算起，到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的經濟改革這是差不多的三十年的時間。這段時間，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事件、經厲了土改和經公私合營事件、經歷了抗美援朝事件、經歷了中印邊界保衛戰事件、經歷了中蘇邊界保衛戰事件……。同時也經歷了三反五反、四清運動、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文革……。毛主席在進京的時候曾經戲說這是共產黨人在進京趕考，事實上成績還是很不錯的。在蔣介石的政權退讓出大上海時，曾經有人預言別看中共軍事厲害，輪到經濟就堅持不了3個月。看看這30年，竟是那樣的風風雨雨、潮起潮落。

　　黨的集體智慧和思想，建國的經驗和教訓造就了鄧小平領導集體。這個核心開創了經濟的而后是政治的改革先河，當時的口號是摸著石頭過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商品經濟。結果怎么樣？結果是國力劇增，百姓富裕，是世界為之震驚和佩服的超過8%的經濟增長速度。盡管，這里也有貧富出現差別、失業、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嚴重的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曾經有人也預言過，說中國會成為前蘇聯第二，但是五星紅旗依然在世界的東方高高飄揚，飄揚的那般熱烈和從容不迫。看看到今天為止的這改革25年，竟還是那樣的風風雨雨、潮起潮落。

　　在這個改革的進程中，發生了許多事件、許多的大事件。比如私有經濟的出現、比如外資大量的進入中國參與經濟建設、比如股票和證券、比如電子技術和互聯網、還比如一種新的經營模式——直銷。

　　直銷其實是中國經濟進程中的一個一般性的事件，和私有經濟、外資進入相比，其沖擊性實際是小的多了。回憶一下就知道，當私有經濟的出現不僅帶來貧富差別而且出現雇工的時候，全社會是一種怎樣的不接受！那不是地主資本家又回來了？這怎么得了？那么多的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江山不是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脅?再回憶一下當初外資的進入，那時有一個原則的、不可動搖地紅杠杠，就是基礎的重要的行業不準進入，可以進入的領域也不許外資在企業所占的投資比例超過49%。因為很擔心被外資控制啊。可是私有經濟和外資到今天仍然在轟轟烈烈的發展，因為這一切不可能讓江山變色。恰恰相反，這些成分共同鑄就了共和國今天的輝煌！

　　莫非發展一個直銷模式會比當年的發展私有經濟和引進外資更可怕？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看看直銷的發展歷程，依然是那樣的風風雨雨、潮起潮落。

　　二、直銷模式進入我國的初期如同剛剛從掀開門簾的縫隙中涌入的晨風，于不經意中讓人打了一個噴嚏。

　　關于直銷進入大陸的時間，比較公認的紀錄是1990年。中美合資企業雅芳使用直銷模式經營其產品，一些媒體也給與了肯定的報道。實際上還有比雅芳更早的企業。早在1990年以前，一家經營磁性保健床墊的日本公司(Japan Life)就已經悄然的進入深圳，開始按直銷制度來銷售床墊——盡管沒有取得任何許可經營。這家公司首先在深圳開始，然后進入廣州。參與的人數之多、發展的速度之快，連這家日本公司自己都深感震驚！

　　1992年，安利進入中國，并取得了15億人民幣的銷售額。而那些躋身其中的安利們也都程度不同的實惠自身，圓了自己的創業夢。安利和雅芳在中國如此漂亮的淘金，讓商家們垂涎之余紛紛搶灘。1993年，仙妮蕾德進入中國。1995年，玫琳凱進入中國。1996年，特百惠進入中國，并將總部和工廠均設在廣州。1997年7月華良公司以“消費聯盟”名義，進入中國……。

　　據統計，到了1993年，幾乎全國所有省會城市、沿海大中城市都有傳銷公司活動，當時有傳銷公司近200家，從事傳銷活動的人員不少于100萬人。

　　但也就在此時，負面的社會影響也隨之而來。有些不法分子混水摸魚，在傳銷活動中偷稅漏稅、推銷質次價高、假冒偽劣產品以牟取暴利嚴重地擾亂了經濟秩序和社會安定。

　　在直銷進入我國的整個過程中，我國政府始終積極并且理性的關注和規范著直銷行為。1994年8月10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制止多層次傳銷活動中違法行為的通知》。注意一下這個比較早的文件的標題，我們不難知道，這時政府只想約束直銷行為，打擊其中的不法行為。而到了1995年9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停止發展多層次傳銷企業的通知》開始強化控制，這時政府已經意識到負面問題越來越多，又一時找不到完全之策，于是開始增加控制力度，辦法也只能是先降溫再說的一刀切。

　　直銷無罪，罪在黑心。就如同一把好鋼口的菜刀，用之于切菜是炊具，不幸被歹徒用之于搶劫就是兇器。盡管直銷在我國是新東西，我國又有自身的國情。但是政府的政策理念依然是理智的、睿智的。我國政府從來都不曾在直銷是商品經濟的經營模式之一這個認知上動搖過、模糊過。這一點從1996年頒發的《準許多層次傳銷意見書》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95年的《關于停止發展多層次傳銷企業的通知》確實是意在嚴管，但嚴管并不等于取締，于是才有96年的《準許多層次傳銷意見書》，并且正式批準了41家企業可以進行直銷。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政府要使用法律來規范直銷行為。

　　緊接著1997年1月10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頒發了《傳銷管理辦法》。同年，160多家企業通過國家工商局的審核批準在確定的范圍內從事多層次及單層次傳銷。《傳銷管理辦法》的出臺是國家對傳銷的一種肯定，但在更深層的意義則是我國政府的施政和管理國家經濟生活的政策理念和意志的體現。

　　這個政策理念和意志是什么？就是法制原則，就是種樹原則。什么是法制原則？就是用理性的規范去指導、約束經濟行為，而不是用人治和權力。什么是種樹原則？種樹是為了乘涼，只要能夠讓我國經濟和百姓乘涼的樹就去種之養之護之——盡管這中間需要澆水、驅蟲和剪枝修理。

　　到了1997年，傳銷公司達幾百家，從業人員在1000萬人以上。

　　盡管此時我國政府出臺了一些相關政策和管理辦法，但是直銷的形勢已經處于失控的狀態了。“一場暴富的夢想籠罩著中國大地，傳銷在那時熱遍祖國大江南北，在大街上，在汽車里，在辦公室，在家里，在一切有人活動的場所，傳銷像幽靈一樣徘徊著，真真假假，泥石俱下。”做傳銷公司的好象是經濟邪教的教主，做直銷人的好像是中了魔障，并且，完全以詐騙和非法集資為目的的“老鼠會”和非法傳銷公司大行其道，魚龍混雜之處，根本無法分辨那里是黑、那里是白。至此，傳銷逐漸成為商業詐騙的代名詞。

　　1998年1月20日，國務院會同國家計委、經貿委、公安部、內貿部、工商局等部門決策，決心“禁止傳銷”。1998年4月21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終于以“一刀切”的形式對傳銷和直銷活動全面地、嚴厲地加以禁止。

　　考察這八年，我們會發現什么？值得反思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從宏觀概括的角度，我們會在4個方面有所發現。

　　其一是發展趨勢的大認同。在當時，發展私有制經濟、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引進外資、還有提到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那一樁都比直銷模式更有社會的影響力，所以當時政府把直銷列在靠后的位置去關注是再正常不過的次序排列。但是，政府意識到，直銷模式是發展商品經濟的應有之議，應該去發揮這種經營模式的作用。在另外一個方面，經過了10年的改革開放，人們不再擔心會有過去運動那樣的反反復復了，于是極大的認同了商品經濟，也雄心萬丈的要去一試身手。這種對發展趨勢的大認同，引發了更加廣泛的經商大潮。

　　其二是完善政策法律環境需要一個過程。到90年，我們的國家改革開放僅僅十幾年的時間，我們的政府剛剛把中華之巨輪駛入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而手中的航海圖資料并不齊備，是需要摸著石頭前行的。也就是說，對于遇到的每一個新東西、新事物、新理念、新模式……都不可能有完備的處置預案備選，對于直銷模式進入中國，我們的政府也是一樣，這需要一個過程來逐步的熟悉和掌握。其實就是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控制。那我們又為什么苛求于我們的政府呢？

　　其三是直銷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不成熟。1990年前后，正是我國改革進程中比較關鍵的一年。一方面經過10年的改革開放，全國公民的改革和創新意識已經完全被喚醒，那種求發展的意識和創財富的沖動是十分強烈的。10年之隔，猶如昨天，不用費力的回憶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當時的一切。那個時候，參與商品經濟未久的中國公民是那樣的希望改變生活的質量，是那樣的希望擺脫清貧的桎槁，這種熱情是民族性的，是國民性的，同時也是不理智的。而恰在這個時候，夸張的一夜暴富夢從這個時候的林林總總的傳銷中衍生出來，于是就和當時那種致富狂熱一下子竅合上了。自此，非法傳銷和真正意義上的直銷不再有形式上的分別，都成了致富創業的捷徑和魔棒。

　　其四是直銷公司短期行為傾向嚴重。對取得利潤的沖動是公司的本質，而對中國初期改革開放的態度保留又必然會縱容經營上的短期行為。于是，在這個時期里，我不想說那些真正意義上的直銷公司曾經理智和堅決的阻止和杜絕具體經營人員的拉人頭行為。這些真正意義上的直銷公司有一件事情是徹底的做了，就是始終保持了產品的質量。這也是為什么在嚴厲打擊之后，還有不少公司作為直銷模式的代表得以保留經營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四個原因共同存在于這個時期之中。這四個原因，每一項都是要命的原因，有了這四個原因并存，這個時期不翻江倒海、一塌糊涂才怪。我覺得，反思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今后的路，作為直銷模式的支持者，我不想重復過去，只想讓直銷模式在中國發展的更好，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

　　三、在中期則是針對當時正處在整合變身的社會環境和沒有很好的規范的直銷行為的雙重因素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必須進行剎車處理。

　　本篇文章以1998年到2001年這段時間為分析背景。

　　可以說，私有經濟、股票和證券、自由競爭、浮動匯率以及直銷等等，這些都是商品經濟中的鋒利無比的雙刃寶劍，用的不好，就會自傷自毀。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的幾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是不是自由競爭的負面結果？曾經發生的紐約股市的黑色風暴是不是股票和證券的負面結果？幾年前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是不是浮動匯率的負面結果？那么，我們因此廢除自由競爭？廢除股票和證券？廢除浮動匯率？我們不能這么做，這么做就叫因噎廢食，這是十分蠢笨的十分不理智做法。

　　同樣的，對于直銷這種經營模式，從政策這個角度也同樣不可能是在真正意義上去封殺處理。98年開始的所謂對直銷的封殺，實質是處理混亂局面的一種臨時措施。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直銷的市場進行控制，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筆者都認為是必需的。不控制，老鼠會將更加無法無天；不控制，國民的暴富狂熱就不能很好的降溫；不控制，也就不能很好告訴眾多直銷公司到底該怎么做才是符合百姓和國家利益；不控制，政府也沒有時間來喘口氣、來很好的考慮該如何打造直銷的法律環境。

　　政府對直銷的控制和對非法直銷的打擊開始于1998年。1月20日，國務院專門會議研究傳銷問題，會議決心“禁止傳銷”。1月24日，李嵐清強調:傳銷方式應予禁止；2月14日，國家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長李必達出面講話。4月21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通知發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成的傳銷活動。6月18日，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國內貿易局聯合下發《關于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有關問題的通知》（外經貿資發第455號），對原外商投資傳銷公司轉型事宜作出明確規定。有64家外商投資傳銷企業呈報了轉型方案，其中安利、雅芳、仙妮蕾德、天獅、玫琳凱、完美、特百惠等10余家企業獲得批準。

　　在《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發布之后，對相關的查禁和打擊行動開始，98年11月，安徽省蒙城縣永青日化銷售有限責任公司被執法機關認定為變相傳銷而查處；1999年初，金星保健品實業有限公司被認定為變相傳銷而查處……自此以后國家對非法傳銷一直嚴抓不怠，從1998年7月之后，又相繼出臺了《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工商局等部門關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00〕55號）、等一系列政策加強打擊力度。各地執法機關查獲傳銷案件數以千計……。

　　98年前后，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傳統中幾個互相沖突的人文意識大沖突的集中表現時期。在中華民族的思想理念中，有兩種意識非常值得注意，一個是“大圓滿崇拜情結”，一個是“無奸不商”。這兩種意識在國民參與直銷的過程中體現的十分突出。

　　大圓滿崇拜情結簡單說就是對行為和追求本身賦予了太多地理想化色彩和成分，因為理想化的過分了從而顯示出明顯的不切實際和幼稚。對“大圓滿”的崇拜，在中華民族發展和成長的過程中顯得十分的熱切和執著，其社會基礎也是十分的廣泛和深刻。從“五四”運動開始，全社會性的反思在魯迅等一大批覺悟者的帶領下迅速形成。直到今天，這個反思依然沒有停止。

　　在太多地市民百姓抱著強烈的投機心理投身直銷，投身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的過程中，對自主創業和發家致富這個目標里參雜了太多的理想化的、非理性的期望和因素。我們回過頭來檢視那段時間里參與直銷和非法傳銷的人們的心理和動機，是不是看到了“大圓滿崇拜情結”在作祟？

　　無奸不商，作為一種態度和意識。從一個方面講，利益驅動下的商業活動確實是不擇手段的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目標，所謂“奸”的概念涵蓋了商業動機上的無情攫取，涵蓋了方式方法上的不擇手段，涵蓋了買賣關系上的互不信任。所以這個文化認知也是實事求是的。在另外一個方面，泛中華文化中的“奸商”理念又包含著深刻和頑固的歧視意識和彈壓意識，也就是片面的強調了商業的負面作用，進而對商業行為不是積極的調控而是消極的排斥和壓制。

　　這種思想和意識在我國的現階段依然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當使用不恰當的方式從事直銷的時候會有負面影響，當懷抱著“一夜暴富”的動機加入“老鼠會”或者非法集資組織更加會有負面影響。這些負面的影響不僅涉及自己也涉及他人，于是就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問題，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當這些問題出現之后，社會各個階層往往不是冷靜的、理智的去客觀全面的分析個中的原因而只是片面的指責這些直銷公司、這些運作模式、這些坑人害人的騙子，于是一切都歸結到“無奸不商”之上，于是用事件的一個原因掩蓋了事件的所有原因。

　　這樣做真的有利于一件事情的客觀處理？真的有利于一件事情的全面認識？真的有利于在長遠意義上保護市民、百姓和消費者自己？

　　從民情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不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在我國不斷完善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國民的商情教育應該也是關鍵的不可缺少的大環節和大課題。筆者認為這是必須的，這個大課題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讓理性的認知、行動和理念的更多一些，讓全社會對直銷、對商品經濟的了解更多一些。

　　在我看來，這段時間的嚴控和嚴打有三個大意義，一是對非法活動有徹底的打擊作用。二是對國民有全面的教育作用。三是對直銷商家有明確的規范作用。誠然這樣做有損失，但是損失是個方面的，不單單是百姓，也不單單是商家。如果這些損失能夠換來今后的直銷業的健康穩定的發展，那么在國家是幸事，在商家是幸事，在百姓更是幸事。

　　對非法傳銷的打擊十分必要，其必要性不僅僅是減少對社會和百姓的危害，也在于為真正的直銷正名和清理場子。如果不對非法傳銷進行打擊清理，那么這塊市場如同燉魚的大鍋，則非法傳銷就是腥魚臭魚在里邊混雜，這鍋魚任誰都吃不好。

　　對國民的教育十分必要，其必要性不僅僅是理性化的消費者行為是保護消費者自身的最好方式，也是對直銷商家最好的支持，因為只有理性行為才能對直銷這個模式有更好的理解和認知，只有理性行為才能形成穩定的健康的消費。

　　四、現在和今后，問題的關鍵不是去限制直銷這種經營模式，而是如何引導、如何規范、如何運用

　　之所以用2001年做為時間坐標來劃分直銷到目前為止的不同時期，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這一年我們的國家正式加入了WTO組織，并且承諾在三年內開放大陸的直銷市場。其二，經過三年對各種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的嚴厲打擊，各種老鼠會幾近絕跡，政府花大力氣進行的清場工作做有成效。其三，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對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的嚴厲過程中受到一定的系統教育，分辨能力有所提高。對于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直銷、什么是非法的傳銷有了初步的甄別能力。

　　以上三個原因，人們往往偏重于第一條原因。筆者認為，加入WTO僅僅是政府中止臨時性政策的一個藉口和時機的選擇而已。中國政府從來的作風都是在原則問題上毫不讓步的，否則加入WTO也不會談了這么多年。夸大WTO的影響力的說法既不切合實際，也無益于更好的理解和勘透政府的政策意圖。倒是后兩條才是政府改變方針政策的真正原因。

　　在1998年到2001年這期間，依據政府的規定，在經營模式上做出變通的直銷公司也表現不錯，這多少有一點大浪淘沙的效果。因為這些轉型后的直銷公司用自身的誠信和優質的產品向全社會傳遞了明確的信息，這個信息就是真正的直銷是以高品質的產品為依托的，是把正常的銷售獲利返還給消費者而不是依靠非法利潤，是非常利國利民的。

　　緊接著，新興起的以直銷模式為自己的一部分經營方式的公司開始陸續進入大陸，這些公司更帶來了全新的理念，讓社會的各個階層從更新和更高的角度來重新認識直銷這種一度談虎色變的經營形式。

　　比如像LEXXUS公司就是這樣的公司。LEXXUS公司就其本質來說是以互聯網為技術依托的電子商務公司，他的產品全部是采用網上購物的方式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銷售，其結算同樣是依靠電子結算體系來完成。這種電子經營特征明確的公司也需要直銷這種經營模式來解決產品的體驗和交流的問題。因此，過去單一的直銷模式在電子商務全球化的今天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面對這種情況怎么辦？真的要把直銷永遠的封殺？那么網上銷售的產品該如何走近消費者？

　　我們知道，消費隨著經濟的發展會越來越理性和多樣化，可是網上購物又注定無法完成商品和消費者的直接接觸——因為屏幕是商家和消費者溝通的主體溝通方式。于是，如何體驗產品就成了網上購物的最大障礙。這個障礙不解決就不可能充分的發揮電子商務的優勢，這可以說是電子商務的一個死結。怎么辦？只是單一的依靠電視廣告？

　　上面例舉的電子商務僅僅是一個現實的例子，通過這個例子也足以說明了直銷作為一種經營模式，其存在的必然性。實際上，直銷這種形式直接拉動了就業容量，更加細致的呵護了消費需求多樣性和個性化的需求，直銷可以降低創業的資金門檻和知識門檻從而有助于縮短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直銷還可以讓傳統銷售經營的死角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直銷的生命力和應用的價值。既然價值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在歷史的舞臺上消失——不管使用什么限制方式。

　　所有這些，不僅存在于有識之士的認知之中，也存在于政府施政的考慮之內。所以，解除封殺、積極扶持也必然是政府政策和國家立法的應有之題——就如同  98年為了整頓市場而大力封殺一樣的是歷史進程中的必然。   

　　2002年2月21日政府頒布(工商公字［2002］第31號，以下簡稱“31號文”)，也就是《關于<關于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有關問題的通知>執行中有關問題的規定》。在31號文發布不到1個月，2002年3月13日，朱總理在向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對人大代表明確表示，政府要把打擊非法傳銷作為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要義之一。

　　在前文筆者就表述過，對“老鼠會”等形式的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的鏟除是為了給真正的直銷清場子，而三年的期限內如果鏟除的不干凈，到了放開之時魚龍混雜、投鼠忌器，收拾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在這些年里，政府的目標極為明確，就是鏟除產出再鏟除。有關這一點，在“31號文”中的第二、三、九、十條正都有明確體現。而對單層次直銷，31號文則多是在管理上規范加以強調。這反映在文件中的第三、四、五、六條上。

　　與此同時，政府也在試圖樹立一些在今后有一定示范作用的標桿，供以后規范市場使用。因為一旦開放直銷市場，國內外直銷公司定是一擁而起。如果能在這隊伍里，安放幾個標桿式的經營模式提供參考，似乎對市場的管理能夠更加容易一些。

　　31號文件依然不是直銷法，有不少人在抱怨國家立法太過緩慢。其實，“31號文”本身就是借鑒其他國家的直銷法的一個階段性的成果。比如在31號文的第十條規定，轉型公司“每次培訓的推銷員人數不得超過50人。這規定，和韓國法律規定直銷公司每個地區的推銷人員達到50人就必須設立一家店鋪來管理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

　　對國內直銷市場來說，31號文件意義深遠，國家的嚴厲監督和改制，并非是簡單的封殺，是希望直銷能更適應國情，以便于在將來謀求更好的發展。因為國情適合的程度，決定著直銷開放的程度，決定著直銷的發展進程。政府的這個意圖在后來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這說明什么？還是在說明政府對直銷的態度重在引導而不是封殺。

　　2004年2月，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鄧湛公開表示“要在年內為直銷立法”。對于這個信息的發布，社會對此反應相對平靜，倒是直銷界業內人士震動劇烈，仿佛不敢相信一般。此后不久，眾多企業紛紛開始動作，大有厲兵秣馬重整旗鼓的心勁。像大連珍奧在同年五月收回了重慶的傳統銷售渠道，建立自有專賣店渠道，開始初期的直銷嘗試。在此期間，包括安旗、安惠、維佳、大連慧力、中山盛世銘在內的一大批直銷企業也陸續浮出水面。

　　2004年9月，備受關注的“9·10廈門會議”召開。這次會議更像一陣滾滾東風，大有撥云見日效果。

　　但是在2004年內，直銷法并沒有如期出臺，到了2005年的5月直銷法依然沒有出臺。為什么？頒布法律的時機還是不成熟。

　　首先是國民教育程度還是不夠普及。前文我們反復指出過，從98年開始的嚴厲整頓中，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結果就是教育國民去如何分辨真假直銷。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有相當的比例的人群不具備這些基本的常識。就好比一個分不清刑法中“正當防衛”是怎么一回事的人犯了傷害罪還以為自己是正確的一樣，相當一部分國民還在懵懂中，這是不利于直銷法的執行的。

　　其次是在3-4年的短短時間內政府還沒在立法細節上準備充分，還不能把直銷涉及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各種問題進行合理的務實的平衡的妥當的處理。

　　最后是對非法傳銷的打擊力度還是不夠徹底，各地區仍然有不同規模和不同形式的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活動存在。也就是場地清理的還是不夠，對今后良性的發展直銷還是有不利的影響。

　　在以上三個原因存在的情況下，草率的出臺直銷法對于業界未必是好事，對于民眾未必是好事，對于政府也未必是好事。

　　但是，直銷法的出臺也不宜過分推遲，有道是遲則生變。這第一變就是直銷企業由于運作成本等方面的原因無法久等，不能等則不免自行其事。這第二變就是國民由于參與意識強烈的原因無法久等，不能等則各自采取行動。這第三變就是不法分子乘機興風作浪，反正政府已經有意放開直銷市場，反正也沒有什么明確規定，于是大鉆法律的空子。所以，盡早出臺《直銷法》來規范市場是非常必須的。

　　正是以上的諸種原因和實際情況的存在，所以從民間到政府在如何對待直銷方面都呈現出極大的變數。如果考察從2001年到2005年這段時間里政府的動作，簡直可以用“亂云飛渡”來形容。一邊是政府各相關部門研究國外直銷法的工作緊鑼密鼓，一邊是對直銷業的現用管理口徑咬住不改；一邊是直銷法立法的信息不斷透出，一邊是各地打擊非法傳銷的行動接連不斷；一邊是注重和直銷業代表接觸以聽取意見，一邊是直銷法草案的內容和業界期望的相去甚遠。

　　但是不管怎樣，直銷法的立法進程正在一步步從幕后走到臺前。經過從90年始有直銷到現在為止的15年的調整和磨合，無論是民間還是商家，無論是政府還是國際組織，都對如何在中國大陸展開直銷業務有了不同于90年以及98年那段時期的認知，并且在很多方面達成了共識。這才是最可寶貴的，也是對今后最有意義的。

　　如果說從2001年到2005年這段時期里有什么特點和值得注意的，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值得提及：其一是政府依然在扮演清道夫和開路人的角色，依然在打擊非法傳銷和非法集資，依然在如何創建良好的合理的法律環境方面做著不懈的努力。其二是社會各階層對直銷的理解依然不是十分的客觀和全面，這個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三是政府制定今后一個時期的法律和政策必然會兼顧商家和消費者的利益，必然要考慮社會環境的成熟度的因素，因此一步到位的政策可能不會馬上出臺。其四是目前的態勢即對商家迅速進入不利同時也是一個大機遇，因為此時進入大陸的直銷市場必然還會遭遇諸多的變數，但是開放直銷市場的大方向已經確定，此時不積極地參與，就必然是落得個“過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的結局。